曾經：
在1950和60年代，每年平均能有上百部臺語電影問世，等於每個禮拜就有三部臺語片搶著上映。
不只以臺語為母語的本省人拍臺語片，客家人、外省人、香港人，甚至日本影人，都投入拍臺語片。
臺灣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全世界第三大劇情片生產國，僅次於日本和印度。
我們有過臺語版的泰山、〇〇七與盲劍客。報紙每天都會有臺語片專欄，臺語影壇也有專屬的雜誌刊物，民間還在1957年率先舉辦臺語片「金馬獎」，成為官方金馬獎的前身。
台語片的外銷蹤跡，更遍及整個東南亞的「福佬文化圈」，也曾前進日本。
1958年，三峽大豹煤礦的老闆林摶秋，創辦「玉峯影業」，在鶯歌和龜山的交界處，興建起佔地十餘甲，規模超越台灣各大公營片廠的湖山製片廠，成為亞洲除日本、印度之外最大的民營製片廠，發展得比香港邵氏還早。
但為何：
60年代每年能出品上百部新片的台語影壇，自從1969年的年產量與國語電影黃金交叉後，簡直是急速崩潰，1970年，從前一年的近百部跌到20部以下，往後幾年竟只剩下個位數，甚至幾近停產。
當台語依然有廣大人口和一定娛樂需求的情況下，無論是台語流行歌、台語歌仔戲、布袋戲和電視劇，這些台語文化都在1970年之後仍保有一定發展空間，為何獨獨台語片銷聲匿跡了呢？
本書的前2/3篇幅，細細考究了早期台語片的人物／技術／市場，包括誰是第一位台語片導演、編劇、演員、攝影師等，早期影人的生平與入行緣由，現存台語片的劇情、電影語言、攝影燈光配音等技術細節，以及台語片曾經的光輝燦爛，到後期台語電影從業人員漸漸改拍國語電影，或轉進到台語電視劇。
在台語片的極盛之時，60年代的北投成為「台語製片界的好萊塢」，每天都有十幾部電影在北投拍攝，北投的幾間溫泉會館，成為一間間現成的製片廠，各種裝潢風格的房間，成為現成的攝影棚，北投周遭外景取景地更是應有盡有。劇組就住在溫泉旅館內，演員在各劇組間穿梭，每天一早各劇組就擠滿了溫泉會館的門口，像菜市場一樣熱鬧。據196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台灣在1966年的電影年產量高達257部，僅次於日本和印度，為全世界第3大電影生產國，其中台語電影佔7成以上。
1967年成立教育部文化局，成為電影產業的輔導機關，但「我國之所謂國產影片，自然是以中國語發音者為準，台語是中國語言中之地方語言，當然可以規定為『不合規定』。」也就是說按照國民黨的標準，國語電影才是國產電影，才有資格得到扶植。具體而言有幾個面向：
1.協助海外的「自由」影人返國拍片：為了節省外匯，國民黨政府對電影底片和相關製片器材進口徵收器材50%、底片30%、沖印好的拷貝運回國內還要再繳交50%的進口加工稅、20%的防衛捐等高額關稅「寓禁於徵」。但是在「對匪文化作戰」的前提下，為爭取更多香港影人加入「自由」的一方，才祭出和香港影業合拍電影，得免除進口關稅的《底片押稅進口辦法》，只是適用範圍只限於國語影業得以申請。
2.日片的配額政策：1966年頒布《日本影片輸入配額處理辦法》，將年度日片輸入配額的一半，以製作國片的實績分配，另一半配額則公開標售，標售金額再用於輔導國片。1967年的13部日片配額標售所得達2300萬元。實績分配的點數計算，則是每拍攝一部國語電影，就能獲得日片配額點數一點，彩色長片點數加倍，若獲獎則再加倍計算，但拍攝台語片無法獲得任何點數，就算另外製作國語配音的版本，也只能折半獲得0.5點。這些配額點數在市場上的權利金交易，每點可賣幾十萬元。
3.補貼民間興建製片廠及沖印廠：例如當時設備最完善、位於桃園八德大湳的民營片廠－「聯邦」國際製片廠。
4.開拓國語片的海外市場：當年製片協會會協助國片出口外銷，但台語片若想藉製片協會外銷，就必須另外製作國語配音的拷貝。到了1960年代末期，部分台語片甚至遭遇完全禁止出口的局面，連改配國語外銷都不可行，以至於台語電影製作成本一直無法提升。反觀國語電影可透過政府舉辦的海外國語電影周、補助參與國際影展、與他國交換電影配額、動員外交經濟僑務網路拓展外銷市場。事實上，許多國語片到了其他國家，也是改配當地語言和字幕，可見語言根本不是判斷有無外銷市場的因素，而是政府以歧視性政策以打壓台語片，扶植國語片。
5.補貼國語片製作成本：在1965到1970年間，能夠回本的國語片不到5%，特別是公營片廠出品者，全數需要政府大量補貼，成為「拍不垮的國語片」。1965年最賣座的國語片《西施》耗資2400萬元拍攝，票房卻只有506萬元。截至1972年為止，中影負債高達2億3651萬，主要開銷就在製片上面。
在1970年之後，台語片面臨的內憂外患，外有現場收音、彩色影片的發展，讓製片成本節節升高；內有國民黨政府在政策上的歧視與打壓，跟「國語片」受到政府的大力補貼形成明顯的對比，台語電影便逐漸式微。
台語片的案例提醒我們，「國語運動」的戰場不只在教育體系，也大肆入侵文化及娛樂產業，打造出「國語」高尚、「方言」低俗的「語言階序」，造成台灣多語環境的消逝。既有的「菁英主義」和「國語中心主義」文化史觀，也讓台語影人成為失語的一代。在80和90年代重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知識份子，都並未將曾經擁有廣大影響力的台語片放進「重構台灣」的系譜中。識字而且從小接受國語教育的年代，目前也才來到第三代而已，重寫台語電影史，就是重建台灣戰後文化史，重構台灣電影史，時猶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