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在自己的婚禮上重新描繪了對新的想像：成為一個新人，並不只意味著在婚禮過後，她在文化、社會上的身份轉變，她更想要的是，能夠脫離始終如幽靈般纏結於己身的精神疾病一她所渴望的新，是夜裡沒有夢囈，日光下能與一般人一樣有份平凡日常。報導者新書選用了新人字彙，不僅是重述個體冀望著嶄新生命想像，更是重新思考精神疾病群眾置於社會中可能存在的齟齬，願能細緻析分出人、病與罪之間的距離，而非粗糙全緊綁在一起，以同一種標準一致譴責。於焉，新人細視是每個痛苦心靈的祈祝姿態，遠看則是人類圖像整體的再詮釋，全景觀照那些迂迴閃躲、皺眉嫌棄的生滅，望能從觀察中找出屬於新人類的、更加妥善縝密的共存模式。
全書由報導者先前的單篇報導集結而成，切入方向以個別訪談為主幹，探求各個位置的欲求與難處：在〈主體的幽微聲音〉一章，探討患病者在外界被噤聲之現象，因台灣文化仍視精神疾病為某種無法見光、偏向負面的標籤，多將患者剔除為他者而失去發聲權利，他們不能、不願或無法出面闡述自身感受與需求，讓他們多半是「被代言」空白人偶，易再次陷入被誤解的迴圈。當自身聲音只能是封閉迴響而無從外達，自殺遂成一無從避免的終點。篇章中亦有探討到自殺關懷訪視員的困境，一方面卡於必須上繳的書面成績，另一方面則是實際面對個案的狀況，如何才能避免淪為制式致電的刻板應對？在情感上既真能安撫患者又不至於過度投入而造成耗損？「當自殺被簡化為行為，錯認為是需要防堵的病症時......人就不見了。」究竟是要重塑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還是將對方化約為易整理的數字資料？這之間的細節取捨，便是社會更大處置的艱困縮影。
第二章以外界視角為主，再次揭示了兩者之間對話，以至於理解的障礙何其龐大。本篇以小燈泡案與賴亞生案為例切入，在作者多方紀錄後發現刑法準則、社福系統及精神鑑定之間的落差：好比精神鑑定不如其他病症能以較為客觀的數字判量，大部分都是專業醫師主觀判定，且交互詰問內容不公開，易造成爭議；又，歸屬於社福制度認定下較為安全的分級群體，怎麼又會突然犯案？這也與法庭上判斷標準有所落差，在精神狀況判準的背後，往往是無行為能力和無期徒刑的差別，毫釐千里之差，更讓整個審判過程極其緊繃。在被害者、加害者及公部門之間，有沒有其最平衡的黃金三角？
最後一個章節，針對在事件浪潮過後，社會如何面對這些精神疾病患者，是選擇包容自癒呢，還是眼不見為淨的直接割除？這是日常光景中的尖銳疑問，當你的居住空間有他們的存在，你會覺得不適當嗎？你會選擇閃避、無視或者接納？作者選用了諸多社區發展中的案例來談論此議題，其一是極具爭議性的龍發堂，它曾爆出對待患者並不友善，以不合乎理性現代的手段來管束他們。然而多數在龍發堂的患者，都是原生家庭從剝離而出，是家屬不願或無力照顧的。已造成沈重負擔的他們，在前現代性機構的爭議管教與家庭紐帶的弱化聯繫之間，被拋擲一如道無解習題。但也有另外與當地結合相對融洽的案例：在花蓮玉里因歷史濫觴，曾將多數精神疾病患者送至當地的榮民醫院，近千餘個床位，曾收容數量驚人的患者。隨著時間推演，他們也從急性、慢性、康復之家到社區復健中心，逐漸回歸於當地社會，與留於小鎮的人們有著經濟共生的關係。
綜觀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最起因相關軟硬體匱乏，先是追趕西方醫療化的腳步，近於拼湊式的補足諸多機構和制度，但卻未跟上當代西方轉型「去機構化」，來不及反思過剩後的退場機制。在回歸社會的過程中，首要面對因文化、制度、身體各方向隔離而遺留下之陣痛，理解只是第一步，它未必就能夠化解排斥、歧視和各種不適，但最起碼是第一步。就連作者在後記也都無法避免有這樣的虛無質疑：「......以為將其視為與我同等的人，即能避免消費他者的苦難，到底帶來了什麼？......」，當我們談論接納，我們究竟談論著什麼實際動作？比起皺眉、咒罵及逃避更能縫補的群眾裂痕舉措？面對他者，人我之間的距離，從來無法一蹴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