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7

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 BY 貳團 嘉芸

這是大學修中國傳統醫療史時接觸到的一本書,以下我整理出幾點我覺得值得注意的項目。
一、社會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
被人稱為「流行病鬥士」的喬治.梭普博士在與瑪麗接觸時,曾經描述其交手過程,認為瑪麗的行為舉止不與一般表現得體、行為正派的女性相似。這不免令我感到困惑,究竟是什麼的形象才是舉止得體的女性應該具有的呢?
當時美國的普遍社會的價值觀認為,合乎標準的女性應該具有「虔誠、純潔、顧家、順服」的種種特質。且在1907年,美國社會對於女性和婚姻有著一套稱為「中產階級的理想典型」的檢視標準,其標準不外乎為理想中的女性應該要結婚生子,並且應扮演一位賢妻良母的角色,作為一個家庭的基石。除此之外,更有女性不應該外出工作,而是要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的觀念存在。根據這套理念,可以見得那時候的社會福祉,甚至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全倚靠在女性的身上。
在案例中,只因為瑪麗並不符合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她為自己的權利據理力爭,所以公權力的代表就可以不走合乎法律的程序,強制逮捕且拘禁她,這對瑪麗來說並不是公平的行為。
二、病患的人權問題。
梭普博士在提出要強制拘捕瑪麗的建議時,引發了大眾對於人權的問題。不僅是當時候的瑪麗在外表上看起來是相當健康的人,而且梭普博士所提出的證據只能稱得上是間接證據,並不能明確指出瑪麗就是散播疾病的人。那麼以如此薄弱的理由,政府能強制取得瑪麗的尿液、糞便與血液的樣本進而檢驗嗎?如果不對瑪麗進行檢驗的話,那大眾的健康又該如何保障呢?這正是病患人權與維護大眾健康之間的兩難問題。
雖然美國憲法的修憲法案都有明文保障身為公民的法定權利,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受到保障的權利可以無限上綱,尤其是涉及到大眾健康的問題。不過在1907年的美國,監督紐約市衛生局的衛生委員卻同時擁有「立法、司法、行政」的三大權力,也就等同於放任這些人能為所欲為,不受任何機構或是人員的監督及審核。也因為如此,瑪麗遭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卻很少人能站出來質疑那群醫師、學者、衛生委員的作法是否合理。
三、正確觀念的建立。
「細菌理論」、「柯霍氏假說」與「健康帶原者」這些概念在1900年代的美國都是較為新穎的論點,因此一般大眾皆對此不熟悉,甚至連聽都沒聽過。對瑪麗而言,她認為自己從未得過傷寒,也沒有任何疾病,更不可能刻意散播病菌給其他人。她反抗接受檢查、不願提供自身的樣本,是情有可原的。
就是身處在現代的我們,還是會對疾病的傳播有著錯誤的觀念。像是衣服穿太少或是晚上開窗睡覺,這些都不是導致感冒的因素,而是我們接觸到細菌抑或病毒才會招致疾病的產生。
無論是在以前還是現今的社會,我們都應該做好衛生以及疾病傳播的正確觀念的宣導事宜,才能夠讓民眾瞭解疾病為何產生,並能配合醫生做相關的治療與防範措施。
四、新聞倫理。
「黃色新聞」指的是煽情聳動、誇大失真、違反新聞倫理或道德,甚至竄改事實的報導方式。瑪麗的遭遇第一次在《紐約美國人報》出現相關報導,但其刊登內容卻物化了瑪麗,同時也貶低了瑪麗的人性,甚至日後更有「傷寒瑪麗」的負面名號。現今有法律保障病患的醫療隱私權,但在1907年並沒有法律可以保障瑪麗的隱私權以及醫療紀錄,使得瑪麗的全名以及其相關就醫狀況被公布在媒體,為眾人皆知,紛紛議論。
反觀今日的美國聯邦法律明文規範,充分保障病患的醫療隱私權,其中更有「HIPAA隱私規則」。此規則保護了人民的健康紀錄隱私,例如未經病患本人同意,相關醫療人員及衛生官員不得公開個人的醫療資訊,甚至是連病患的家屬也不能有所透露。假若瑪麗生活在現今的紐約市,是否就可以避免這些不合理的對待呢?
五、政策制定的缺失。
1910年的美國並沒有協助轉職以及失業救濟金相關的政府援助方案,因此像瑪麗一樣只有某項專長的人,一旦失業或是因病而不能從業,經濟便開始出現困境。在瑪麗同意衛生局提出的交換條件因而獲得釋放後,由於無法找到比擔任廚師更為高薪的工作,生活逐步出現困難,瑪麗決定隱姓埋名,重操舊業,而導致後續更嚴重的傷寒病情,遭到二次拘捕,並於孤島長眠。
如果政府有規畫一套完善的職業補助政策,那便能減少像瑪麗這樣的情況發生。除了能避免悲劇再次的發生,也能幫助社會中較為弱勢的人們重新找到自我的價值。
六、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主旨在於解除醫學科技與人性需求的衝突,所強調的是一種對是非、善惡的探求,其範圍涵蓋醫事人員(醫師、護士、藥師、醫療技術人員等)、學術研究、醫療機構及醫療體系等,其中有重要的四大原則:(一)尊重自主原則、(二)不傷害原則、(三)行善原則、(四)正義原則。目標在於營造醫病關係之和諧及規範醫療行為,協助醫療人員追求合乎真善美的診療及醫療決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動病人安全及重視病人就醫權利。
但在瑪麗的案例中,她的隱私權並不被尊重,且在拘禁期間遭到衛生局脅迫接受膽囊切除手術(但無法保證傷寒病菌不會擴散到其他器官),並服用一些尚在實驗階段的相關治療藥物。這些治療手段皆是具有極大風險的,但卻沒有醫事人員出面阻止,甚至加入威脅瑪麗的行列,不禁令我思考其職業倫理與道德是否還存在。

以上各個現象的存在,皆是受到當時社會背景的影響,才會有種種引發爭議的問題發生。假若時空換成現代的社會,是否就不會出現下一個「傷寒瑪麗」了?
作者亦在最後帶出本書的主旨:「生命正如瑪麗所說的無常。不論是從社會或個人立場而言,我們都必須保護大眾不受疾病感染,但同時我們也必須以人道而理智的方式,帶著同理心去看待那些罹病者。我們必須保持理性,不被盲目的恐懼掌控。」
本書的優點即是作者敘事口吻生動清晰,引人入勝,且作者對於當時社會的病理知識的認知有清楚說明舉例,並指明在瑪麗一案中許多不合理之處,提出適當的質疑,帶領讀者一同思考醫療及社會的相關議題。書後附上作者親自爬梳整理的瑪麗女士生平年表,以及相關的照片與圖片,皆有助於對本書主角瑪麗的瞭解。不過,本書唯一可惜之處為作者沒有註明可以從何處找尋瑪麗一案的原始資料,即使讀者心有疑惑或是想深入瞭解,也無從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