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李永熾口述，李衣雲撰寫
近年來許多歷史學者出回憶錄、訪談紀錄等著作，可以讓大眾知道這些歷史學者的生平、學術思想，也顯示歷史學界越來越重視口述歷史、個人生命經驗史等領域，李永熾教授是專職日本史的學者，一生中參與許多政治、社會運動，他的回憶錄算是一部台灣現代史，同時也是台灣學術、政治軼事之書。
李永熾教授在台大擔任講師時遭遇到圖書館員不肯讓他借閱資料的情況，還因為本省人的身分遭遇到差別待遇，再加上要去日本留學時被當時的系主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他曾看到一綑一綑書裡有日本近代史的資料，他很想借閱，但是負責的圖書館員不讓他借，也不讓他看，理由是這批資料沒整理……卻發現另外一位外省同事抱著一堆不能外借的線裝書，永熾問他怎能借出線裝書？同事回說：「關係不同啊！」……尤其是那位館員是台灣人，後來還是知名學者，被奉為臺灣史研究的先驅。
同一年準備畢業的人當中，還有永熾和劉翠溶兩個人沒有工作，系主 任許倬雲有意於劉翠溶，永熾心想應該沒機會了，也有覺悟要到外校 找工作，沒想到劉翠溶得到中研院的工作機會，也選擇去中研院，加 上那時台灣沒有人做日本史研究，台大歷史系認為要有一名研究日本 史的學者，永熾畢業後才得以留在台大歷史系任教。
台大歷史系有一位山東籍教師王曾才，已經出國進修一次，這一年是 他第二次出國……依照慣例，第二次出國進修很少給予留職留薪，而 會把機會給予第一次出國進修的人，但是許倬雲卻要求永熾把留職留 薪的機會給王曾才……許倬雲對永熾提出這個不可協商的條件：要嘛 不出國，要嘛就留職停薪。
李永熾在台灣任教時期也時常對研究有所見解，尤其是對於蘭克史學的實證主義而提出一些觀點，反思他人研究上的缺陷；同時面對中央研究院和歷史學界的主流研究方法和觀點，以及學術的期刊評比，也會提出需要改善的方法。
台灣史學界則多半著重在實證主義的前半部，也就是資料的蒐集與整 理等基礎工作……蘭克的重點在於把各種實際的東西──例如史料─ ─研究清楚後，再將這耶東西架構起來，形成一個有邏輯，有層次的 結構接著再從這個結構抽象化出一個大的概念。許多應用或研究蘭克 史學的人都忽略了這個重點。
永熾在課堂上介紹蘭克的實證主義時，反覆強調藍克的實證主義不是 單純的實證主義，而是有更高的目標，那就是要把實證主義提升到世 界史層次的一個概念……破除使學界認為實證主義的最終目標、歷史 研究等於史料爬梳得這種想法。實證主義只是建構新歷史概念的初步 基礎……認為紮實的史料爬梳與整理只是基本功，而不應當是研究的 最終結果。
在台灣被視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央研究院，他們的人文科學系統以前 都是考證學派……以資料和史料為主體，不是以觀念為主體，但永熾 認為論文應該是史料、資料和觀念的結合……不是把這些史料全都丟 進論文堆著就好，也要梳理出它的理念型是什麼，要從內部錯綜複雜 的史料裡面去組織，找出它所呈現的概念與觀念是什麼。只有理解出 來的概念以後，才會知道西方、日本的事例或是思想，能不能和自己 的研究相互應用。
資料本身不會說話，也不是說把資料鋪陳出來，或是把所謂的事實講 清楚就好，因為論文是論述自我想法的文章，必須清楚自己寫出來的 文字要表現什麼、呈現什麼樣的觀念，這才是對自己負責的作法。
永熾認為史料與理論必須結合，研究者本來就要與史料／資料互動級 對話……觀點或理論則是要讓研究者去觀照那些史料，不然史料會是 一盤散沙……藉由理論的觀照，能讓我們把史料中的理念、脈絡與視 野看得更清楚，也就能更清楚地去結合史料。
歷史學界常常會爭論是「理論先行」還是「史料先行」，對永熾來說， 這根本不是問題，因為理論和史料是互動的關係，而不是把某一個理 論原原本本地搬過來，套用在某一批資料上……理論只是提供研究者 如何去觀照史料的參照，幫助研究者跟這些資料對話，以形成一個系 統……很多人誤把理論當作真理，或是把理論當成替自己背書的註 腳，這完全是誤解與誤用。
正因為永熾認為寫論文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概念發表出來，那種腳註 一大堆、史料堆疊的「學術」寫法，對他來說毫無意義……而期刊的 評比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格式，於是所有研究者都被所謂的「一級」期 刊及格式綁得死死的，難有格局與創見。
以上可以得知當時的中研院、歷史學界，甚至是期刊評比等學術場所既不瞭解歷史學的史料如何與理論結合，又只會透過毫無意義的格式限縮研究的自由，對筆者來說這種僵化與保守的作法很難使歷史學研究增加廣度與深度。從《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可以看到李永熾回憶他的一生，同時闡述他的史學觀點與思想，同時可以知曉當時史學界的陋習如何造成現今的弊端，這一點使後人可以省思並加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