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實是個含混名詞，它既浮泛又嚴謹，所有民生政策街道小語莫不能入史，但處理它時必須要遵循一定手段，否則便是逸出定義；它亦崇高也低賤，總是搬出歷史教導我們什麼事情，像一尊指路佛祖，但多半時候那也只是擺設，無法寄蘊什麼信仰。很多人都曾經對它有過不同想像，《萬曆十五年》在當中的演藝，文本外的要比文本內更有趣。這本書名聲不小，早在1981年出版，往後便因談論歷史深入淺出、以小見大的大歷史筆法而飽受歡迎，甚至成為許多機構的閱讀指定書目。
內文主要藉由萬曆十五年，即西元1587年出現的種種細節為憑依，分別速寫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等各文武朝廷面貌，以其來說明中國政治的過去發展和未來困境。這年並無大型戰亂發生，也沒有什麼誇張災害，雖不至於天下靖平，但也稱得上閒靜無事，作者從一誤報午朝大典的小事開始，漸漸擴及朝廷禮儀全貌，揭櫫了一維繫體制的龐大系統，也書寫萬曆皇帝自登基後不斷的疏離過程。母親成為皇太后，見面突然需要諸多繁瑣事宜，妻與子則陷入改立太子風波，在名稱上大動干戈。此一疏離建立在當親情被納歸到政治意義下，一舉一措都是沈甸甸的，像四肢套上枷鎖，無法盡享家族之樂。在改立皇太子一事時，萬曆發現他在文官集團中遭受箝制，他無法恣意任為，因文官們會對自身所下達的舉措表達反抗，理由是他們謹守千年以降的儒家倫理：聖君必要無私、聖君必要勤政、聖君必要清明──對他們而言，皇帝並非爍光發閃的九五之尊，更接近一塊為滿足目標而存在的橡皮圖章。
此是書中賴以論述的最大矛盾，作者認為自明朝開朝以來重文輕武的政策使然，文官已不僅是單純行政官員，更已然發展出群體集團，把持著一定勢力與慣性。然而集團內裏又是複雜，他們各自隸屬於不同派系，有相異利益趨向，當中亦有合縱連橫等策略湧動。文官集團除了派系傾軋問題，另一層問題來自於對於道德的解讀：中國常會將儒家傳統作為判准標準，不僅是作為法律基底，甚至鄉野風俗、技術發展等也都上綱到道德層面。泛道德是中國延續下的眾多傳統之一，道德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那個泛字──吃飯沒吃乾淨，你不道德，走路不小心撞到人，你不道德，導致它有如一團稠濃的萬用黏著劑，反正什麼事情出了問題就扔一團抹勻，也不管到底有沒有對症下藥，搞到最後到處都黏巴巴的頗惱人。
對此三綱五常君臣父子，文官集團內有人將之奉為最高準則，恪守所陳述的種種規範；有人僅只將其視為檯面上的面具，私底下仍收受利益。當人置身於此，他必須要小心避免暗礁，有許多糾葛是海面無從見得，以下數章眾多人物如申時行、海瑞、戚繼光及李贄便在當中茫然迷航、任其漂流或奮力調和，但整個碩大體系畢竟非一人之力可能撼動，從那些可能順服可能抗拒的姿態裏，我們據此評斷是非。
書中論述大致如上，然而也有人對其形式內容有所批評，首先是對於心理狀態真實性的把握程度。我們都承認人心是極其複雜，神秘近似於一座宇宙，就連我們都無法幫身邊的朋友家人代言，「他此時覺得如何」，更何況是距今數百年前、社會外在條件都有巨大差異的歷史人物？作者在書中常會寫道，他覺得如何難過、如何無奈、如何無力，這一種近乎小說的筆法深刻敷貼了屬於人親近的思考樣態，得以使讀者同情共感。但這它同時也需要斟酌思量，它在某方面踰矩了歷史所指涉的真實界域，我們不免詢問，他是否真的這樣思考？真的是在此因果脈絡下做出這樣的決定？這議題有其史學討論，作者在行文時為了可讀性而犧牲掉某種、更堅實的基底。
二則是證成理論的問題，大歷史的確很令人著迷，不必低頭彎腰掇拾那些碎片史料，就可以掌握整個時代的脈絡走向，隱有究天人之際的錯覺，至少與人講也瀟灑一點，但卻有先射擊再畫靶之疑義。早先1974年他所著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便從制度面落後與道德層次膠著去統括衰弱原因，其所搜羅磚塊最終都成為舖往這裡的道路。此處便面臨到循環論證的問題，到底是先從細節所歸納出大框架，還是先有最終理論後再回頭檢視那些資料？（不知道在歷史領域中後者是不是常見、可接受的研究方法？它或許可以是作者最後試圖證成時，在腦海中的組織過程，但難以想像它會是做研究的切入破口）換句話說，作者先是有個主要認定的歷史劇碼，才讓歷史人物這樣思考與發言嗎？這點並未有定論，但無論是見微知著或事後諸葛，不可抹滅的是他使歷史塗抹上一層絢麗色彩，讓史學風靡了那個時代的群眾。
那抹色彩是浪漫的、開闊的，而非乾枯細碎的典籍模樣，那樣的浪漫來自於從宿命角度看人物的自傷，宛若在黑暗中點開青燈，你在水族箱裡觀察那些永遠在游動、卻也永遠無法跳出缸裡的魚兒，牠們彼此擦身交錯、逡巡迴環，儘管你可以預測到幾個月、一年後牠們終將死亡，但你仍然為牠們身上閃亮鱗片著迷不已，那些泡泡也像時間之外，無聲生成，而你無法聽到一顆泡泡破滅的聲音，你只能聽見啵啵啵啵──那是千萬億個泡泡破滅。對我來說，這感覺就像讀到萬曆十五年裡面，每一個講話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