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再啟蒙的年代》作者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這悲觀年代的樂觀主義者，那麼《廣場與塔樓》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或許堪稱悲觀主義的代表。
《廣場與塔樓》是本有意思的書，作者弗格森是曾被時代雜誌評選為世界前100大具有影響力的英國史家（現在應該要稱呼為美國史家了，他在前年歸化美國籍，正式成為他所鍾愛帝國的一份子）。
這書為什麼有意思？因為弗格森用了一套全新的方式來講我們都聽過的全球史。正如書名所示，弗格森把過去的人類歷史看成一段「廣場」與「塔樓」的互動過程。
廣場與塔樓所指為何？廣場即網路，塔樓即階級。作者認為，以往史學家在描述歷史時，多半從「塔樓」歷史出發，無論是上層的帝王將相，還是底層的工會組織或團體，卻罕有人著眼每個時代人們或組織之間橫向的網路連結，如何形塑各時代的重要發展。
人與人有連結，就有網路。有網路，就有交換──無論交換的是物品、概念還是病菌（也可能是陰謀論或假新聞呢）。人類歷史就在這樣的網路與交換中行進。
在弗格森筆下，許多我們早已聽過的故事被重新述說，這回被放進了各自的關係網路脈絡裡。一次大戰之前的歐洲皇室關係，以及列強同盟體系，毫無疑問是一種網路；但與此同時，革命與共產主義這些思想，也正透過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網路在流傳。希特勒與史達林的暴政之所以禁錮且窒息，就在於他們治下的極權國度，難以存有黨國以外的其他社會網路。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外交巨擘季辛吉，也正是靠著他精密詳盡的人際網路，才能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美國外交圈呼風喚雨，不隨著尼克森下台而銷聲匿跡。
正是這個「網路」切入點，讓這本書不同於弗格森過去的其他作品。然而，或許也正是這樣，所以我們在閱讀時容易忽略了這本書裡面，其他同樣重要的訊息。
那就是「塔樓」，也就是階級，以及階級帶來的秩序。
用「網路」概念說史，本身是顛覆性的做法；也因此對這本書的諸多評論與讚辭中，不外乎都特別強調這一點，彷彿廣場顛覆了塔樓，顛覆了權力階級所塑造的既有秩序。
或許是吧，但弗格森本人到底贊不贊同用「廣場」顛覆「塔樓」的歷史呢？我想，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否。
弗格森雖然別出心裁地用「網路」（也就是廣場）的角度來切入歷史，且也承認網路在推動歷史發展所發揮的驚人作用；但這並不表示他就認為這才是未來，更不表示他對此樂觀以待。我自己在閱讀之中，絲毫感受不出他對「網路顛覆」這件事存有一絲一毫的喜悅或期待。
表面看來，高牆與塔樓正在倒下，世界正在走向數位化、網路化。但與許多評論人爭相稱頌或引頸期盼不同，弗格森對此十分悲觀。在他看來，一個去塔樓的廣場化世界，並非值得期待的烏托邦，反而意味著沒有秩序，意味著無政府混亂。這點適用於一國之內的政治，也適用於國際關係。
他的悲觀還不止於此。弗格森認為，一個過度網路化的世界不只對既有秩序是種挑戰（可能讓我們變得更脆弱），甚至也沒有帶來所有網民人人平等的自由意志烏托邦。世界只不過是被重新分成兩種人：「一種人擁有並經營網路，另一種人只是網路使用者。」無論前者把公司打造得多麼像廣場，它終究是塔樓的一種，處在網路世代的階級高峰，握有莫大的權力。
網路無法避免階級式結構的出現。弗格森說：「儘管烏托邦被大肆宣傳，我們無法不懷疑沒那麼良善的力量。」網際網路的運作所仰賴基礎設施或平台，其所有權與寡頭壟斷協議都會製造新的階級。而這個網路還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例如假新聞），威脅人類文明。
換言之，廣場終究脫離不了塔樓，無法超越塔樓，甚至需要塔樓。像Google與矽谷科技公司這樣的「廣場」或許是今日全球網路的最重要樞紐，但對於決定世界秩序走向的權力，仍舊不比紐約高聳的川普大樓的那位不在家樓主。
沒有比本書最後一章的這段文字，更能清楚表達弗格森的想法：
「除非想要跟在一陣陣革命旋風之後收割，否則最好對世界施加某種階級式秩序，並給這秩序一定的正當性。」
這，就拉回到弗格森他過去著作中一直念茲在茲的西方文明與「良善帝國」秩序了。對弗格森而言，世界需要塔樓，而他的塔樓毫無疑問就是美國。不只是美利堅合眾國，還是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利堅帝國。
繞了一圈，弗格森果然還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個弗格森：西方文明與秩序的捍衛者、傳道者，而且是個悲觀主義者。
他在《文明》中就悲觀預測西方正在被迎頭趕上、正在失去過往主導世界的關鍵「殺手級app」；而在《廣場與塔樓》中，他雖然讓我們用廣場的角度看到精采的人類大歷史，但卻也一併看到了他對網路可能動搖西方世界秩序，以及文明衝突可能隨時爆發的擔憂。
弗格森特別點名史迪芬．平克，認為他在《再啟蒙的年代》中「世界越來越和平」的主張不會實現。世界正走向一個不穩定的網絡，危機已隨時一觸即發。
真不曉得弗格森看到最近幾天如黑天鵝效應般席捲西方的肺炎疫情，會不會內心暗地裡感到一絲欣慰。
同樣身為悲觀的讀者，我在弗格森這號人物上看到了另一種悲觀：這位才華洋溢的經濟史家，最終也必須服膺於他所批判卻又鍾愛的塔樓。他在本書前言曾經這麼談論自己的過去：
「我選擇踏進學術圈，因為在二十初歲時，我非常渴望不受金錢拘束。看著和我同年齡的人以及他們的父親，受僱於傳統的垂直管理體系，我感到害怕。觀察那些教我的牛津教授，我有種難以遏制的渴望，我想像他們一樣穿著鞋慢悠悠地走動。當我發現做學者的薪資報酬遠不如我生命中女伴們的預期後，我在不屈從於正式就業之辱的前提下拼命掙錢。」
他並沒有擺脫傳統的垂直管理體系，他只是爬上了塔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