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梅璇的散文作品《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在實際閱讀過程中是有些微不舒服的，那種不舒服其一來自於過於濃厚的修飾語彙，無論是描述她自身主體的感官體驗，或者從她眼中所望出去的外界，都是一連串強烈圖像鋪排而成，當中所用的譬喻多半具有血肉性質、給予人腐爛身體的想像，讓接收節奏變得僵滯緩慢，它能夠是個風格，但使用過多偶爾會感到有點審美疲勞。再者，那裡頭多半具有對於現世社會的嘲諷，說醫生是在資本主義下一顆不由自主的螺絲釘、說自己是被正常標準篩選後的渣滓，有論者說作者在當中理性克制的拆解自身所面臨的問題，但依循在邏輯冷調語言之下，我認為她的控訴是極其猛烈且無可奈何的。
作者在書中坦然揭露了自身的缺陷，包括了深受憂鬱症所苦、在大學畢業後面臨失業、崇拜黨國體系更重於家庭的傷逝父親、甚至身為女子，在父權體系下竟也落陷成一種缺點，她必須要面臨所有女生都會面臨過的疼痛初潮、目光打探，以及世間普遍所認定溫婉女子的形象。此言種種，皆不合乎那些在她對面的布爾喬爾中產階級：有穩定收入能偶爾出國、合乎社會想像的異性戀權益、平穩舒坦的心靈狀態。這兩者之間的距離，便構基成書中酸澀聲口的主旋律。
廖梅璇的文字對於正常社會下的得利者是非常銳利的，當你不需要煩惱工作下落溫飽與否時，你不知道她的焦慮；當你是生理男性而不懂女性的身體竟然能蘊藏這麼多苦難時，你不知道她的疼痛；當你隸屬於異性戀體制庇護下能坦然在公眾場合約會時，你不知道她的失落。所以你可以理解書中那些酸，戲謔資本體系下的人有多畸形，睥睨那些旁觀者的睥睨，但你就只是理解而已，始終是真空而無情緒的原來如此。
嘲諷社會是必要的，它能夠帶來某種體制之外的更新力量，是透過藝術手段逐步拆卸社會枯皺的外殼，讓陳腐能夠代謝、讓新知能夠附著，但在實際操持的手段中，嘲諷的方向性會決定它展現出來的性格，以及被眾人所接觸吸收的程度高低，亦即，當嘲諷是由社會底層者由下往上的吶喊時，它通常是激情近身的、情溢乎理的、充滿資格論正當性的生命衷言；但當嘲諷由掌握文化資本者由上往下時呼籲時，它突然遙遠了，僅成為一種意見，以分享方式增生在虛擬網頁之中、甚而成為人文風雅象徵的勳章，可以別在公眾場合予人觀瞻，它的理會限制情，無論那「理」來自於法理邏輯、援引的社會哲學論著。
所以回過頭是個陳年難解的議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社會底層者的痛苦經驗？用什麼角度觀看（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對於接收者才是有效的？這個有效指的是你是否相信它，而對它能有一定程度的認可？它是否有任何實質的效用？或者只是單純作為一種悲劇審美或人間異語般「你知道嗎」的淺薄存在？這是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被指責及思考的議題，也是我感到不舒服最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