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夢大道》和《抵達夢土通知我》是臥斧推理三部曲中的前兩部，都提到了「夢」，這個高遠虛妄的詞彙映襯於現實，兩者之間或近或遠的關係，或許就是推理之後作者真正想觸碰的議題。故事由一位無名偵探貫穿，他因為場火車翻覆意外而失去記憶，臉上多了幾道疤痕、因此總是帶著墨鏡。他腦中有許多關於音樂和電影的資訊，卻不知它們從何而來，也因此書中多挪用了諸多歐美老電影和樂曲知識，盡管援用的形式有點突兀，它仍營造了書中較為雅痞隱晦的基調。大多時候是和周遭同伴討論的談資，但更多狀況是拿來作為案件隱喻，如〈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中獨自面對頹唐世道的身影、〈Call Me Up In Dreamland〉裏歡快唱著遠颺者的無盡哀愁，借用經典作品來雙向詮釋某種景況。
在劇情方面，如吳睿人在書評中所提及的，作者想用雙重主線敘寫歷史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在《碎夢大道》時是都市老屋遷更案以及失蹤尋人的過程、《抵達夢土通知我》則是公民運動和外籍勞工共同逐夢的重疊意象，社會結構的翻轉趨勢以及云云個人看似偶然的命運，兩者實則無法割離。但放置議題進入作品的方式稍嫌強硬，比較像是二者並置，而沒有交相融貫，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關於本書的討論，大多都會先聚焦於冷硬派偵探的標籤，爾後談到台灣性在當中的移植，同樣來自於吳睿人的書評，冷硬派來自於二十世紀初對於美國夢的反動，在二零年代末尾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下，創作者開始注意到表面燦然美好的繁榮光景，其下流淌著政商勾結的汙水，巨型社會結構下亦存在諸多犯罪孔隙，罪惡不只是光沒照到的區域，它甚至就是世界本真的面貌。抱持著這樣的前提，反轉了以往偵探調查案件後重回平穩美好生活的的套路，漢密特和錢德勒創生的硬漢偵探形象更加自主決斷，他們所追求的是獨立正義，而非結構性痊癒，因為鋒利手術刀僅負責剜除某個腫瘤，無法解決病患的慢性疾病。
以此觀點來看，台灣是否存在著冷硬派偵探所萌生的背景？移植的特殊性又來自於何處。台灣缺乏一次影響劇烈的經濟崩跌，自千禧年初期以來卻是不斷的些微衰退，在各個面向的夢土皆被裸裎開挖，逐漸失去了它們曾經的璀璨想像，在薪資縮水、勞工權宜、環境破壞、移工人權種種揭露下，我們發現這塊土地，並沒有我們過往認為的如此美好。然回過頭來說，也正是因為我們對於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例越趨敏感，習得了更多知識去剖析社會內在的脈絡，也尚保有著擁抱悲傷他者的能力，才讓「發現」得以存在。書中的「我」，也正是在這過程中逐步填充自身的記憶及意義。
時常認為台灣的民族性是軟的，有過分溫暖煽情的軟，但只要風向丕變，也能見到缺乏獨立判斷思維、牆頭草般亂倒的軟；有包容接納他者的軟，但前提是有選擇性的，那被西方族裔大讚的溫軟和煦。總是成為被讚許的特質，在辦公室或家庭、能夠高EQ解決大部分人的爭論，人們會說你很柔軟，有顆包容的心，但我們沒想過的是，在當中仍必須有堅韌成份，那是支撐他身而為人的價值判斷，如同作者創造出了一個理性冷調的硬漢形象，但他內裏依然是心軟的、對於未來充滿冀望，努力救活身邊的每一個溺水的靈魂。無論何者在外何者在內，這兩個元素都是構成人的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