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毒品產業發展是一部小型的墨西哥近代史，也是世界從毒品貿易走到大型毒品戰爭的現在進行式。西班牙人帶來的大麻，落地生根讓成為社會低階層的原住民女人，以藥草療法的傳統文化廉價販售出去，直到使用它的主客群，士兵跟囚犯，確立起大眾的偏見。第一次正視批發商販毒所產生的恐慌，也迎來了以兵營為首的鎮壓；被Modero領導推翻的獨裁者Díaz指稱為縱放出籠的老虎，是革命軍也是毒品。從歐洲製藥廠飄洋過海來的三寶，特許成為大麻的競爭商品，與此同時，中國移民引領墨西哥的鴉片風潮，在種族歧視下示範了如何利用資本合法地拓展事業版圖。Cantú為北下加州開源，發展出往後拉斯維加斯的產業模型；搭配宣傳的政策禁令，幫助地方產業轉型為不再需要帳面上稅收名目的地下市場。槍口對外的美國禁令用來掩蓋無法解決為何自己內部對於毒品的高度需求；以政策跟媒體影劇作為文化強勢的宣傳，把問題歸給為供應廣大市場而生的產業鏈。為了轉移社會早已存在的問題焦點而繼續傳播刻板印象，被煽動的經濟民族主義高漲到引爆大屠殺。掌握核心技術是能撇除偏見、讓人從屠殺中逃過一劫的保命符，烹煮鴉片則是門完美重現家鄉滋味的職人藝術。一項產業與貿易的在地化過程，提供了未來開發金三角的模板；基於墨西哥醫生Salazar的大麻馬克思主義概念，所執行的革命性政策被強行中止，也阻絕掉從經濟面處理毒品與暴力問題的可能。其中，對於符合主流價值觀期待被徵召前去打仗、跟因為躲避徵兵而墮入社會邊緣的人都染上毒癮，這種原以為是兩難但似乎比較像是賭一把的狀況，印象深刻。作者不認同許多以墨西哥毒品為背景或主題的影視小說作品，用絕對黑與白式的簡化正義來闡述緝毒與販毒的故事。其中原因之一在於，當人們面對界定是醫藥處方還是毒品交易等類的問題時，顯現的其實不是關於道德倫理的討論，反而是對社會階級與職業劃分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