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治·歐威爾以動物集體推翻人類統治，建立新農莊的故事作為寓言。我讀的是野人出版，此版亦收錄作者的二篇文章：〈新聞自由〉、〈我為何寫作〉，合在一起閱讀，能更清楚作者的寫作背景和動機。
這本書出版當時，英國與蘇聯作為盟友，反納粹德國。當時媒體不敢發表諷刺蘇聯的文章，也因此這本「不識時務」的書，經歷了一波三折的出版過程，慶幸歐威爾沒有因為社會風氣而放棄針砭時弊。
雖然作者想指涉的是蘇聯和史達林，但我想動物農莊也能廣泛反映不同政治體制與組織團體的現象。故事裡，一群動物為了擺脫奴役而發動革命，建立屬於自己的農莊，但革命成功以後，農莊逐漸變成拿破崙為首的豬群掌握權力，共產理想淪為服務少數的極權主義。
拿破崙先以兇惡的犬隻剷除異己，威嚇動物服從，並操弄語言來竄改歷史，重新銓釋《七誡》，於是「動物不應該自相殘殺」改為「動物不應該無故自相殘殺」，「所有動物生而平等」，變成「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某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大家逐漸淡忘革命的初衷為何。豬群以為了大眾利益進行腦力勞動為藉口，獨佔牛奶和蘋果，暢飲美酒，背地與人類交易，另一方面卻要求動物勤儉節約。當動物分不清現在的生活有沒有比革命前更好，史奎勒拿出大量的數據，催眠大家一切都日漸好轉，實際上配糧卻是不斷減少，動物依舊貧苦艱辛。當農莊出現災難時，拿破崙全怪罪到昔日的政敵雪球身上，將雪球塑造成共同敵人，利用外敵的恐懼來轉移內政危機。
其實我認為動物農莊於當今社會依舊屢見不鮮，甚至以更隱微的方式融入社會秩序當中。當權者利用與人民資訊和知識的不對等，以簡化的口號來政治宣傳，操弄媒體和語言，樹立共同敵人，並豢養像羊群一樣服從的市民，以公益為名，行獲取私益之實。發人深省的是，這樣的操弄確實削弱了公民的批判意識，人民因此集體認知失調，以沈默和適應來接受統治階級創造的勞動宿命。如同歐威爾於序中所言：「當代標準的轉變不見得會帶來進步，真正的敵人一味附和當代思想的人們，不論是否認同，他們都像留聲機一樣，人云亦云」。
或許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看起來沒有動物農莊那麼血腥、原始和殘暴，但它所託寓的現象依舊是當今社會的重大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