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散漫無知，則沒有未來可言。 ” —Thomas Jefferson, 1816
本書初版時過半世紀的今天依舊切合時宜，從國內的政治局勢，中美貿易戰，到長榮航空罷工事件等，都讓人在閱讀過程中充滿強烈的既視感。
本書贏得了1964年的普立茲非小說獎，不僅開拓讀者眼界且透過歷史洞察美國政經。作者從殖民時期直到20世紀50年代，由宗教，政治，商業與自助文化，以及教育四個不同的角度來探索美國社會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我們也可鑑古知今，觀察到現在的美國，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知識份子和非知識份子，都排斥任何不能與自己共鳴的聲音。這種誅鋤異己不僅是精神怠惰的表現，也是反智主義的本質。
在激進反抗舊歐洲的過程中，美國人認為與文明緊密結合的歐洲比自然野蠻的美國更為壓迫與陳腐，因此企求對平等與民主理念更進一步實踐，並充滿了進步時代理想主義的氣息，對務實、效用的追求高過一切目標，智識與學養文化的提升都不是那麼必要。美國對所謂「白手起家的人」（指的是完全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或正式教育賦予的優勢，僅僅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勤奮取得成功的人）之理想化使得人們相較之下不太能尊重那些獻身於教學和學問之人。我們現在仍可從媒體報導窺得此現象：不斷吹捧勇於輟學的創業家們，似乎不需靠學歷或人文素養便能獲得巨大財富與成功。
二十世紀以來，不斷現代化的進程席捲了美國國土，在智識思想上美國也無法隔絕於外界。作者指出：「作為意識形態專家的知識分子經常領導著這個國家走進變遷與接納創新，自然就被認為是打破美國社會傳統的主要舵手，也因此受到最多譴責。」在科學主義等啟蒙觀念入侵宗教領域時，大量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中的基要主義者一樣，對現代化作出了逆反。這種對現代化的批判則指向了如同代罪羔羊一般的知識份子身上。
當時美國社會的不同群體正在進行自我意識改造的階段，其反智傳統與另一股悖謬的社會發展結構造成了矛盾的情結，這股現代化的悖謬體現為，企望前行的現代化的矛盾與倒退，在進步的年代對智識的貶謫與憎惡。當社會面臨著轉型，知識份子往往必然要承受一種結構性的陣痛，而社會轉型的發軔與究竟之惡就似乎全都落在他們的肩上。反之當改革順風順水時，這些知識份子在自我實現之餘，卻也因權力所帶來的各種可能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獎勵而感到自責，這兩種感受有時令他們難以承受。作者在全書最後，也點出知識份子可能與社會的疏離或被同化，而必須時時面臨這樣兩難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