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甘迺迪總統遇刺的歷史事件離我很遙遠，沒想到能在一本2019年出版的書裡讀到當時兇手開棺驗屍的過程；讀到最後一個故事是梵谷的死因之謎，瞬間錯亂了起來，作者到底生於何時，經歷過的案件竟能橫跨這麼多世代？文森‧迪馬歐就是這樣一位擁有豐富知識、經歷的法醫，在執業的過程中，替好幾起原本因知識薄弱以致解讀資料錯誤的案件提供近乎於反轉真相的見解。
本書有九個案件，以極為詳細的敘事方式，描述了案件發生的經過，在事件的中後段往往進入到一個反轉的節奏，鋪陳在當時鑑識科學還不發達的年代，會因為驗屍官的知識背景不足、檢警方的偏見甚或整體社會氛圍的影響，而在法庭攻防上產生主觀意識凌駕客觀事實的扭曲狀態，而文森‧迪馬歐有時受被告方律師的請求，有時是檢察官的委託以專家身分出庭作證，總之，他常在細節處一眼就發現與原本定論大不相同的訊息，例如，死者的創口到底是入口槍傷還是出口槍傷，這大大的關乎到底死者是自殺還是他殺，因為若是自殺，搭配這樣的入口槍傷，那在自殺的當下到底得把自己的身軀扭曲成多奇怪的角度才有可能做到？這自然難以支持兩者條件同時成立。
在此之前曾讀過另一本也與驗屍有關的書，「驗屍官傳奇」，書中提到民選制度對於驗屍官的背景條件沒什麼專業要求，書中主角霍姆斯自己有經過一些解剖、病理的訓練，即使是民選的也不大有專業上的疑慮，且霍姆斯主導的驗屍案件看起來是經得起考驗的。但顯然受過相當嚴謹的醫學訓練的文森‧迪馬歐對於這可說是草率的制度非常詬病，更點出因為條件過於簡單(基本上年滿18歲沒有前科都可以報名)，還有身為小鎮中唯一擁有大型可運送屍體的交通工具就被選為驗屍官，自然不能太期待在屍檢上做出專業的判斷，尤其因為是民選，文森‧迪馬歐認為候選人後來會偏重想要連任的選舉宣傳，而非精進本業，這是讀這本書時，既視感帶來的幽默小插曲。
我想文森‧迪馬歐特別舉出甘迺迪刺殺案的兇手開棺案與梵谷死因之謎，是因為這兩起案件有個極為相似之處─人們對於內情的遐想總是蒙住了雙眼，不管是一廂情願的認為這樣撼動整個國家的總統刺殺案背後應該有更大的陰謀，還是浪漫地想像梵谷作為藝術家，瘋狂與藝術創作常常相伴，應該是狂亂之中做出了自殺之舉，怎麼會是可惜的意外或他殺(文森‧迪馬歐提出認為梵谷不可能是自殺的看法，但也說了不知道是誰殺了他，也不知道動機，更不知道梵谷是否曾經想要尋死)，都指出了我們對於事件或多或少都編入了自己的想像，即使以科學角度已客觀呈現，或目前只能解釋到此的事實，我們仍然期待事實是某種樣貌以圓滿我們建構出的充滿不單純的陰謀、創作靈感應該與浪漫一起的想像。
但也因為如此，法醫學的「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就顯得格外重要且可貴，在無法排除所有合理的懷疑之下，關乎到另一些人(不管是嫌犯或是死者)人生的事件，都不該是惡劣的新聞報導、低俗的推理、斷章取義後的詮釋來決定結果，誰該服刑、誰該負責，故事又該怎麼說。
在這本書中，有時看到在證據並不充分或者無法完全排除可能性的情況下，陪審團已做出判決，我想文森‧迪馬歐作為資深且位高權重的法醫學者，也在善用自己的權位替這有瑕疵、遺憾的狀況說話，他刻意呈現了這種遺憾面─提醒了我們當我們已對事情產生了主觀看法，是極有可能選擇不參考那些相左的證據或事實的，如果是這樣，我們又有何立場決定另一個人的生命該往哪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