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國家從來不請問》有許多篇故事場景發生在軍隊或學校，展現臺灣戒嚴時期軍民一體的特徵。不守規矩的偏差行為，可能引人聯想到政治忠誠的問題。因此在軍隊中把棉被摺成饅頭而非豆腐乾，可以是思想有問題的證據；在學校大談男女關係、沒有向蔣公銅像敬禮，也有議處的需要。雖然已經解嚴多時，然仍可以從這些小說讀到一些會有共鳴的痕跡。
李喬在〈告密者〉中追溯告密者從國小開始養成，「在國小，能夠向老師報告的，都是芝麻綠豆事項，例如同學不肯安靜午睡，第三節下課就先吃飯包，擦玻璃偷懶，隨地丟垃圾，偷往河裡游泳等。但這些對於校譽，班級秩序，同學安危——都是大事哩！ 」（86）一直到了專科學校後，仍被要求要協助對抗「敵人」。唯一的例外是在國三時，遇到一位拒絕被告密的老師。
「在國中，「告密」，「小報告」，是導師，大部分老師的重要寶典啊！這個新來的傢伙真好笑。
『知道嗎？我這個導師，寧願被大家蒙騙，甚至被你們當作傻子，我也絕不經由告密、小報告來取得消息！』（85） 」
由於政府鼓勵人民自己監控自己，讓告密者過著雙重生活。本卷敘事者也跟著不安定起來，看似是告密者，最後他要檢舉的卻是自己，或者看似是倖存者，最後卻發現就是告密者。諷刺的是，打入敵體的工作越成功，他們存在的價值也就越低，例如〈城市殘酷〉描寫一個檢查同學有無向蔣公銅像敬禮的校工：「這像上學期，他偷偷地躲在灌木叢背後監看銅像前的一切，偶爾幾個玩野的學生不小心誤入『禁地』，仍然懂得循規蹈矩地往銅像敬個禮，反而是校園裡的老師、主任、校長經過銅像時，從來也沒看到他們舉起一隻輕盈的手臂敬禮，簡直是視若無睹地通行無阻（140） 」
相應的是，曾經涉入政治的行動者，經常是以外部的視角來描繪，包括謎團、奧語、失語以及死亡。能夠看到行動者視角的〈男女關係正常化〉以及〈浮游聚落〉，我覺得相對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