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書名直譯是不重要的一年。作者在書中有列出了一些1587年左右的事件。1587年是明神宗萬曆十五年，當年有六年一度的京察(P88)，考核在京官員(類似現在的績效考核)。該年還有一個巡撫上疏參手下官員。(P144)此外，作者還列出了兩位人物的死訊，一是海瑞另一是戚繼光。相近的幾年內，1585年，有關張居正的案件告一段落(P150)。1586年，愛妃鄭貴妃生子常洵(P150)。從以上事件看起來，前兩個是尋常的政治事件，更甚者，死訊頂多也只是訃聞而已。皇帝得子更是不足為奇。這些看似瑣碎的事件，和常見的課本描寫方式有很大的差距。事實上，作者就是藉由這些瑣碎事件的討論和詮釋，帶領讀者宏觀的觀察萬曆年間的中國以及整個明朝。
從結論來看，作者用近代(或說是西方世界)的種種觀念去和過去作比較。到最後也只有一個財政統籌總發、法治發展完善、經濟手段嫻熟的政府才有辦法避免所有的困境。受限於才學，我無法判斷其他的朝代是否都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能清楚地看出遇事過度抽象化，處事過度簡化帶來的結局。前者如黨爭，面對問題不能實事求是，只停留在道德層面的辯證，後者如明朝稅收政策，沒有統籌規劃，僵化而無法應對臨時狀況，碰到戰事只能額外加稅。
特別有感觸的是與人處事要有共通的語言，往小處看是共同的聊天話題，同樣的做事態度，大處來看是社會的價值觀(或說是社會的評分標準)。我們能看到，戚繼光小心翼翼的謀劃，不讓文官集團對軍人起戒心，在被允許的有限範圍內做到最好。也許他深知無法改變社會就只能隨波逐流，若非如此就會處處受阻。李贄則選擇了相反的道路，最後被公家迫害而死。雖然萬曆無法躲避黨爭責任，但皇帝的無奈還是躍然紙上。我們也能看到申時行在處理文官集團的種種矛盾時，回想張居正失敗的例子，在文淵閣絞盡腦汁想出圓滿的應對，讓每個人都滿意。海瑞則認真的處理每一起申訴。儘管在他被參劾後，他所做過的努力對整個王朝來說只是曇花一現，結構性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