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手便忍不住迅速讀完。
眾所皆知，余英時先生為人稱道之處，除了其淵博學識及學術成就之外，還有其強烈的文化情感，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堅定政治態度：對中共及中國官方的毫不妥協。
本書便是余先生一生政治意識的凝鍊結晶。我想在今天全世界的中文出版地區裡，只有台灣才有可能出版這本書。
本書主要收錄的是余先生在「六四」之後，於各方媒體發表的政論或採訪文章，部分因年代久遠而較不為人所知。
「六四」之後，余先生對中共的極權專制徹底失望，自此毫不掩飾其對中共的痛恨，還有對中國人性及未來發展的悲觀。其中最讓我震撼的，是1991年、也就小標「六四之後」的第一篇選文：〈合久必分：中國的出路〉。原來余先生的名篇、為《費正清論中國》所寫的序文〈中國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動力〉，竟然還有個早期版本。據編按，〈合久必分〉發表於1991年，遠早於〈基本動力〉的1995年，在網路上也搜尋不到。
相較於〈基本動力〉對中國歷史的冷靜分析，〈合久必分〉這篇文充滿了強烈的激情與情緒，余先生毫不掩飾地痛陳中共極權專制的罪惡，更對中國的人性及未來發展充滿了悲觀。他沉痛地說「以大陸人性被扭曲了四十年之後來看，可能會出現比東歐更黑暗的局面，最可怕的是中國人變質了，(中國)人的素質之低是全世界很難找到的...將來中國還有更大的悲劇。」(p.60-66)
余先生進而認為，不管從歷史或是從現實來看，對中國最好的未來是：「我看最好的辦法還是(中國)分裂，中央垮掉或實行虛君制，各地自治，陽奉陰違，讓大一統成為有名無實的東西...我們談的是中國大陸領土之內即四海之內，是『合久必分』的時候了。」(p.66-67)
引人深省的是，文末的編按特別提醒讀者，余先生的〈合久必分〉比李登輝飽受抨擊的「七塊論」早了八年，也比李登輝靈感來源的王文山《和平七雄論》早了五年。我想或者可以再加上一句，更是遠早於劉仲敬的諸夏論。
「合久必分」的政治意識，是貫穿全書選文的主軸，也是余先生之所以超越單純的歷史研究者，最難能可貴的信念。
這種信念，直到余先生晚年也依然沒有變過。他在2018年接受訪問時依然認為「我個人對三國時期很感興趣...當時中國文化鼎盛，人才輩出。因此，分裂並不總是壞事...但是，大一統之下，中國也是有付出莫大代價的：文化喪失多元，學術減少激盪，制度拘於一格，思想無法自由。中國把自己鎖進單一模式。」(p.40)
有趣的是，本書也收錄了二篇余先生於「六四」前的政論，雖然也是各種批評，但措辭和緩，遠不如「六四」之後的強烈。
其中談到分裂問題，余先生在1983年的〈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提到：「中國很早形成一個大一統國家，當然可以說是一大成就，但是我也應該知道這個成就不是沒有代價的。我認為，今天對這個問題應採取開放的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必須說明，我決無意鼓吹中國分裂論，那是不可能的。關鍵是在於怎樣『統一』。」(p.264)前後對照，更能清楚呈現余先生一生政治意識的關鍵轉折點。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雖是余先生身後的選集，但在編排上非常用心。全書以「六四」這個關鍵轉折點為中心，收錄前後時期的文章，清楚呈現其政治意識的實質內涵。而且，每篇選文後面都有一段編按，詳記出處及發表的時空脈絡，增強讀者的理解，幫助甚大。
最後，余英時先生對中共的痛恨，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如此愛恨交織的強烈情緒，貫穿全書的篇章，生動描繪出了一位歷史研究者的人文精神。「何謂有識之士？」、「吾道一以貫之」，本書是此種中國傳統的求道精神，又一難得的注腳。
